杨矿生：从正方到反方
“最近我要再次组织公检法与律师的四方座谈会，” 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矿生律师说，“我有资源，也迫切希望资源共享，我在追寻法律界的‘前巴别塔时代’。”
从最高检“出走”
“杨矿生，你这个检察院的叛徒。”见面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的老领导捶了他一拳，笑着开他的玩笑。毕竟，作为早期最高检少数的几个研究生，杨矿生曾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出走最高检，加入律师的队伍，杨矿生经历了一个跳跃性很强的历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杨矿生师从为“四人帮”主犯辩护的大律师马克昌，这位在法学界、律师界名声显赫的学者，却对自己的学生不断强调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走出校门以后，都成为有名的大法官、大检察官，成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材。”
回忆至此，杨矿生整了整已经很平整的领带，“1981年，还是一个崇尚权利的年代。学法律的学生，毕业都想从政，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才是正道。当时的社会环境大抵如此，教我们的老师也灌输着同样的想法。” 秉承着这样的想法，1987年大学毕业后的杨矿生幸运地被分到了最高检。
1996年，中国政府派遣机关九个年轻干部去美国考察，杨矿生通过了资格考试，成为检察机关唯一派出的人选。
当时的考察，完全没有走个过场或顺便旅游的闲情逸致，杨矿生住进了洛杉矶律师协会会长的家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一刻不离地跟着他去律所上班、到法院出庭和参加律师集会。也是这一个月，改变了杨矿生长久浸淫在检察官位置上的思维模式。
让杨矿生感触最深的是美国律师的地位。在美国，法官大多是从律师中挑选出来的。杨矿生曾问一名美国大律师“是更愿意做法官，还是律师?”该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除非是做联邦大法官，否则，我还是愿意当律师。”
在受到那位大律师的 “刺激”后，杨矿生第一次把此前不太放在眼里的律师纳入了思考范围。在中国，律师与法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隔阂，律师“转行”做法官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律师被放置在了法律人的边缘地带，而律师本身恰恰又是司法公正的试金石，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在律师这里断了链条。
回国之后，杨矿生有感于美国律师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关注律师业。当年正值涉外风刮进中国，杨矿生敏感的认识到，这对律师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此，杨矿生有了“下海”的念头。
1998年，司法部有规定，从事法律工作8年的法学硕士可以特批为律师，而不必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杨矿生轻松拿到执照后，从最高检“出走”。
并非一夜成名
根据检察官法，检察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度过了这只能担任法律顾问的两年，初做律师，杨矿生没有轻车熟路。最高检的工作经历，既丰富了他的经历，也限制了他的思路。
“首先，我了解对手，我自己也曾是公诉人，熟悉公诉人内部操作规程，熟悉公诉人的思路和角度。古代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这方面，我是非常有自信的。”不过，杨矿生自信的背后却有一种困惑，从盯紧嫌疑人一切犯罪的可能，跳到相反的一面，他经过了很久的磨砺。
那是一段杨矿生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岁月。事业从零开始，每时每刻转换自己固有的检察官思路，还要面对客户上门问他“里面有没有人”的盘问。
“我是从最高检出来的，但是我要凭能力吃饭。”杨矿生憋了一股劲儿，扎实的法律素养和十年的工作经验，他接办了几个漂亮的案子。2005年河北46名学生中毒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杨矿生接下了这个敏感的案件，作为学生家长的律师，开始了依法求偿之路。
中毒案的起因是膳食会计于海旺的故意投毒。杨矿生了解到，于海旺本人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因此不能将求偿对象锁定在于海旺身上。否则，即便赢了官司，判决也无法执行。于是，杨矿生将目光转向了一直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学校。
然而，想说服法院对学校的民事赔偿以调节方式处理，说服愤怒的家长以理性的心态接受法院的意见，对杨矿生诉讼之外的能力着实是一个考验。
经过数次的协商调解，杨矿生终于拿到了法院拟定的调解方案。一年的漫长奔波，学生们领到全部的赔偿金，而学校、社会也对结果没有异议，一场可能被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无形。
2009年初的“蒋勇案”，让杨矿生的名字再次见诸报端。作为重庆地产窝案中级别最高、涉嫌受贿金额最大、案件侦查时间最长、补充侦查次数最多的涉案者，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于2月23日在重庆市一中院和情妇同庭受审。
通过质证取得良好辩护效果的杨矿生，面对媒体却三缄其口。在本刊记者的“穷追”下，杨矿生无奈地说：“我不想通过媒体出名。不是每一件我办好的案子都会受到社会关注，社会知名度固然能带来案源，但是我更重视业内知名度，这是律师顺利办案的根本。”
愿为沟通搭桥
做律师，沟通是个大问题。
《圣经》称，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人们都觉得巴别塔时代是可怕的，”杨矿生形象地解释到，“公检法与律师，现在就处于同样的状况。不过法律界的不能沟通不是上帝造成的，而是对各自的职业理解不同造成的，大家都把对方妖魔化了-------或许公检法有过度的职业优越感，或许律师有着强烈的被害者情结。”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在沟通这个问题上，杨矿生想成为桥梁。
“我身为律师，深知律师的处境;我曾在最高检工作过，在检方也有着不错的‘人缘’，双方都信任我。因此，我能够顺利组织起四方的座谈会，给大家增加一个消除误解、增进了解的机会。”
这样的座谈会在新律师法实施后，杨矿生就组织过一次，而且效果很好。在2008年的那次座谈会后，北京市检察院很快出台文件，解决了律师们反映强烈的阅卷难问题。今年杨矿生向律协递交的工作计划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通过沟通，将现有的座谈会形成一种可操作的制度。”
向刑事非诉方向发展
沟通问题，不仅存在于公检法与律师这四方之间，杨矿生发现，自己的客户，尤其是以贪污受贿被起诉的客户，也很难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谈话。
对法律的生疏不是个别现象，落马官员的心态一直是杨矿生探索的问题。从蒋勇案上，杨矿生找到了他们的特点。
“蒋勇收钱很有特点，他在按规定和原则做事，不会逾越自己的裁量权。如果有一栋楼，本只盖三层，开发商送钱来，问他能不能盖五层。蒋勇首先要回去查翻一些规划材料，如果有条款说此地段限高到五层，蒋勇就会收钱写批条，如果规定只能建四层，蒋勇是不会收钱也不会办事的。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坦然地收钱而不犯法了。”
在研究贪官的过程中，杨矿生也看到了刑辩律师的非诉方向。“我们也可以以法律顾问的形式，加入到非诉领域中来。有律师确保商业活动不受损失，也应该有律师确保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官员不卷入到违法事件中来。”
杨矿生预计，自己的想法最终落实到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有公司高管的培训，二是对于企业本身容易构成的经济犯罪进行研究，三是对于官员个人的法律培训。
“随着权力的扩大，高管也好，官员也罢，都会激发出侵占的欲望。” 杨矿生总结说，“由于不理解，刑法的震慑力不能传达到他们的心里。他们还是习惯用经验和小手段来区分犯罪与否，对他们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不但能提高他们的警惕心，保障个人安全，也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