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矿生
纪念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年
从检察官到刑辩律师之路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年，我伴随这个历程走过了求学法律，做检察官与当律师的28年。
对于律师的印象，最开始我仅是从课本上知道施洋大律师，后来电影《流浪者》中女律师丽达的动情辩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生活中第一次接触律师还是在大学期间。1981年是武汉大学法律系刚恢复招生的第二年，我满怀憧憬来到了美丽的珞珈山下，著名刑法学教授马克昌亲自给我们授课，他对学生们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经常充满激情地激励我们立大志，成为大法官、大检察官、大律师。但说实话，整个求学期间，我都没有想到过后来会当律师。武大毕业后，我来到了首都，进入人民大学攻读刑法学研究生。
在我求学法律的过程中，刑法授课老师都是当今的法学泰斗，他们无论是对我的人生历程，还是对中国刑法的制定和完善进程，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武汉大学里，马克昌老师的教诲让我对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人大读研期间，又得到了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王作富的亲授，我备感幸运。
在老师们的教导和影响下，我开始学会了法律思考，各种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融合，提高了我对法律的认识和感悟。法律与我是如此的贴近，法律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参与，中国的未来属于法律。
10年检察官
1987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急需大量的法律人才，高法、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及中央部委都来法律系挑人，那时，法律系毕业生直接去当律师还是很少见的。研究生毕业时，我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最高检察院刑检厅工作。它是检察院最主要的业务部门之一，负责指导全国检察机关的批捕和起诉工作，作为刑检厅的第一个研究生，我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工作期间，我被下派到海淀区检察院锻炼2年.在此期间，我以公诉人的身份走上法庭，与辩护律师展开了唇枪舌战，体味到控辩的魅力。
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中外交流活动频繁，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
1996年，受美国国际诉讼律师协会的邀请，司法部、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派干部赴美考察。我们一行9人集中考察了夏威夷的大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与美国最著名的诉讼大律师交流。随后我们分散到美国各地，住进9个著名的美国诉讼律师的家中，随同美国律师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在洛杉机观摩了美国大律师的庭审过程，拜访了联邦法官、州法官和检察官，旁听了美国最高法院联邦大法官审理案件，参加律师之夜交流晚会。所到之处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法律及司法状况。
美国之行，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对中美律师环境状况的比较。美国的律师地位很高，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美国的法官多数是从律师中挑选的。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美国大律师：“你是愿意当律师还是愿意当法官?”回答是：“除非是做联邦大法官，否则，我还是愿意当律师。”这样的回答深深地触动了我。中国在向法治迈进的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有着相当大的隔阂，法官可以当律师，但律师很难当法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作用认识不足，律师执业的客观环境较差，律师不是法律人的主流，这种现象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
作为一个走出国门观察世界的检察官，我不由感慨万千，责任感和紧迫感交织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上。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需要做的事太多了，律师的环境需要改变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作为年轻的法律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回顾10年检察官生涯，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10年，也是我刑法业务成长的10年，我最美好的10年青春奉献给了检察事业。
检察官与律师的角色变化
回国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学贯中西、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大检察官，但是环境和按部就班的节奏与我的激情发生了矛盾，我的目标逐渐发生了转移。我看到了许多喊冤的人，看到太多的当事人对律师的渴求;看到了美国律师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律师先行者们正在产生的积极影响。我感觉到有一部分人和有一些事更需要我，我也许更适合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挑战。我在没有同父母和家人商量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人生中最大胆的选择。
1998年，我向厅长递交了辞职报告，怀着既忐忑不安又壮志满怀的心情走进了富有挑战性的律师行列。
进入律师行业，我不得不学着一切从律师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
检察官与律师是刑事诉讼中的对手，双方的职业特点和角度完全是对立和反向的。检察官手中掌握着公权，与公安机关、法院的人员情感接近，形成了法律共同体，他们有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而律师完全靠着个人奋斗，保护的是当事人的权益，相当多的公、检、法人员对律师有一种排斥感，从情感上对律师并不认同。
检察官与律师的思维方向也不同，检察官作为控方，总是习惯性地考虑当事人有罪或者是罪重;而律师总是从抗辩的角度来为当事人做无罪或罪轻的辩护。
警官、检察官、法官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代表着强者，他们渴望法律应更合理地配置公权资源，赋予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权力，较少考虑到律师与个人的权益;律师代表的是嫌疑人、当事人的私权，代表着弱势，律师们渴望的是法律更加关注和保障私权，对公权力予以限制、削弱和制衡。
从正方到反方，角色的调换，需要心态上的调整和转变，更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我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在从检察官向个体律师的转变过程中，我付出了很多，但也收获到了许多。回想自己由检察官到律师这段时期的转变，尽管初期难免会有一些失落感，但是我从没有后悔过，律师职业更有挑战性，更能展现个人才华。作为改革开放走向法治社会的先锋，我们这一代律师可能会遭受许多磨难，挫折，甚至是被歧视和受委屈，但是历史将会记住我们。10年检察官，10年律师，20余年的刑事法律工作生涯，在从正方到反方的换位思考中，我变得越来越坦然。
信任让我无怨无悔
进入律师行业后，我发现当事人对律师的诚信和敬业状况指责较多，这使我对律师的社会评价非常担忧。我认为，律师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形象的提升，尽管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律师自身的诚信和敬业情况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各类研讨会和座谈会上，我多次呼吁：律师应当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去推动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提升律师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获取当事人的信任。
为此，我在事务所网站的《领导致辞》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与我的同事们共勉：
“诚信，是律师事业内在规律的要求，律师是讲诚信的行业，也是最需要靠诚信支撑的行业，失去了诚信，便失去了律师生存的根基。因此，最讲诚信是我们中同律师追求的第一个目标。
敬业，是律师赢取客户资源的法宝，律师法律服务是最讲认真的行业，每一个案件，每一个项目，每一份法律文件都力求做到十全十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绝对不允许出现漏洞，律师的法律服务没有捷径可走。因此，最讲敬业是我们中同律师追求的第二个目标。
服务的专业化，是实现客户委托目的的基本保证，法律的内容极为丰富，包罗万象，法律服务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极强的工作，需要有精湛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因此，最讲专业化的服务是我们中同律师追求的又一目标。”
在办案中，我力求用通俗的语言向当事人宣讲法律，耐心分析案情，平息当事人的怒气和怨气，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不仅用专业知识，更用耐心细致和热情的服务态度，去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从没有发生过浮言虚夸、大包大揽、打保票等现象;面对当事人的信任，我承接了许多其他人可能不愿接的案子。
比如张华案：法官通知我，被告人张华提出请我为他辩护。但张华羁押在看守所无法办理委托手续，与家属又联系不上，也没人出律师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忍心让当事人的信任落空。经与看守所和法官多次协商，终于见到了张华，直到第8次会见时，才与其家属联系上。又如刘士雄案：县检察院认定其侵占5000元公款，对其免予起诉。经过数年县、市、省三级检察院的申诉复查，虽然撤销了免予起诉，但仍认定其侵占2000元公款，工作也未能恢复。刘士雄千里迢迢慕名找到我，寻求法律帮助。经认真审查，我认为刘士雄案完全是个冤案，遂代理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经过两年复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终于在2007年下半年撤销了下级检察院的所有决定。
在办理重大要案中，尤其在办理群体性的敏感案件时，我们坚持集体讨论和向上级汇报制度，强调不仅要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要树立大局观念，正确释法，耐心疏导，促使当事人接受法律的裁决或达成调解，减少上诉和缠诉的发生，起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法律权威性的效果。比如：我率领3位律师办理河北三河市某中学46名学生集体中毒案时，由于学校和当地政府认为他们不应承担责任，家长情绪激动，数次集体到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静坐上访，并声称要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接受委托后，我10余次组织受害学生家长大会，反复向家长宣讲法律，引导他们依法处理赔偿事宜，并向司法局和律协及时报告，同时积极与法院、地方政府沟通，最大限度争取中毒学生的利益，最终为学生们争取了600余万元的赔偿，该案得以和解结案，受到了当事人、地方政府和法院三方的肯定和表扬。《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晚报》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
刑事辩护：荆棘上的鲜花
办理刑事案件是我的业务专长。通过办理案件，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由权、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辩护制度是确保刑事司法公正的基础，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辩护是律师的天职。因此，尽管刑事辩护难，许多律师不愿办理刑事案件，许多从公、检、法出来的律师也纷纷转型从事其他律师业务。但是，我没有改变初衷，坚持在刑事辩护的道路上艰难行进，办理了各地大量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以及在地方上有影响的其他刑事案件。
执着和汗水总是能换来收获，我办理的一些案件收到了较好的辩护效果，我在刑事辩护方面的努力逐渐被业界认可，被推选为北京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被邀请为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特邀咨询专家委员，北京市公安局打击经济犯罪法律专家，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警风监督员，《律师视点》电视栏目法律顾问，《人民检察》疑案精析点评专家，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点评专家。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为改善辩护环境积极奔走，参与了众多的法律讲座及中外合作活动，经常与公、检、法等机关举行座谈会，就刑事辩护难、律师权益保障、《律师法》贯彻实施等问题进行研讨，为争取公、检、法机关对律师辩护的理解和支持做了一定工作。
律师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同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律师队伍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过程。2002年4月，我和顾新华律师等人创建中同律师事务所，设立之初仅有4名律师，当时北京律师也只有8～9千人，而现在已发展到1.8万人。由于建所之初便确立了切合实际且有利于律师合作的理念，所以经过几年的发展，律师队伍逐渐壮大，业务创收稳步提高，业务范围逐渐拓宽，由传统的诉讼业务发展到非诉讼业务，形成了以特色业务带动其他业务综合发展的局面。中同所的工作也赢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党支部被市司法局评为“先进党支部”，事务所被西城区司法局评为 “十佳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也先后获得西城区“十大杰出青年”、西城区“十佳律师”、“北京市法律服务先进个人”、“首都青年创业奖”和政协委员等荣誉，我本人也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律师”、“优秀党务工作者”、 “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
近两年来，委托我代理辩护的人越来越多，外地一些有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也慕名而来，媒体对我和我承办的案件也经常关注，邀请点评和采访报道也多了起来，甚至有媒体称呼我为“刑辩大律师”或“知名律师”。对此抬爱我诚惶诚恐。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与田文昌律师和我所熟知的其他刑辩律师相比，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律师，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新《律师法》的实施为刑事辩护工作打下了有利基础，但新《律师法》实施中的阻力和尴尬使我深知，走向刑事辩护的春天依然任重而道远，我将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